笔者通过北大法宝检索到的29部地方性法规和98部地方政府规章中关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的分析，也可以证明这种发展脉络。
(24) 《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的出版引起一场旷日持久、延续至今的学术风暴。他们同样为宪法的创制制造了一个英雄的神话，令许多美国人直至今天依旧珍爱。
这些反对宪法的人自称真正的联邦党人，但很快他们被支持宪法的人贴上了反联邦党人的标签。史学史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开启中国经济和教育改革进程，中美两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对方国家的宪政和法律体系。菲斯克声称，宪法创制运动绝不仅是尝试解决早期国家的经济问题和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它还是一场为创建一个强大的新美利坚民族而开展的斗争。最后，沃伦还通过褒扬反联邦党人来贬损联邦党人，她称赞反联邦党人对宪法的增订与改进，团结了各方人士，给予宪法有力的支持。(18) 在广受欢迎的著作《美国宪法史：从〈独立宣言〉到内战结束》(1889-1896)中，国会议员兼传记作家乔治·迪克纳·柯蒂斯发挥了班克罗夫特有关斗争和经验的主题。
然而，镀金时代的宪政主义不久将受到学者们的挑战，后者将其理想主义基于社会的进步而非国家的命运。9月17日这一天，毁誉参半的宪法草案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依此，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可以涵盖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而不是象《行政诉讼法》一样将其并列齐观。
认定一个适用条件是否成立，除了需要正确地适用和解释相关法律，还需要对事实作出描述，对事实的认定还需要相应证据的支持。处理得当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最后一个要件，却是最容易发生争议的要件之一。（四）各个要素的合法标准 在区分单个合法要件所包含的合法要素和合法标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各个合法要素的标准。适用条件和处理结果两个问题，也就是具体案件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的问题。
事务管辖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事务有处理的职权。 一、现有合法性审查根据的混乱 现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根据，问题有两方面：第一，不同审查根据之间的关系缺乏逻辑上的统一性，导致学理解释上的尴尬和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对事实的初步认定可能会导致对法定条件的关注，而对法定条件的关注又可能促成行政机关或者审查法院进一步注意相关事实。[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2页（法定的事实构成和法律效果）。除了台湾地区与德国有明显的承继，其它法域的经验差别之大，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但到了第二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该条款增加了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即现在见到的样子。
[13]撇开这一条款的某些不足，单就逻辑而言，它所设定的证据、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根据是可以周延的。(4)法官在判决以外论及（如案例评析）。如果我们不想让有关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探讨沦为一个空泛的话题，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在什么情境中讨论。与笼统的行政职权概念相比，区分行政机关的管辖权和决定权，特别强调了行政机关应当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事。
路世伟诉靖远县政府行政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3期（县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文件没有说明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行政决定内容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
又如，公安机关运用刑事侦查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属于适用条件错误，关于超越职权还是滥用职权的争议也可以消除。 注释: [1]对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的讨论，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第129-130页（主体、职权、内容和程序）。
[1]在中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关于审查根据的规定，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系统回答。大部分民事活动是可以由任何主体实施的，而行政行为全是由特定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实施的。[18]这里的处理结果指终局裁判对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包括一审（未上诉或者上诉人撤回上诉）、二审或者再审判决结果。第一，行政决定的权限根据是共同的要求。作为一个司法审查根据法典化的国家，中国对相关规定的完善具备理性重构的条件。整个审查根据犹如古希腊传说中的戈尔迪之结[16]，无法解开，只有斩断而重构。
例如，《食盐专营条例》授权专营机构对食盐的管辖权，当后者对违法经营工业盐的企业做出处罚，就超越了它的管辖范围。二、行政机关认为有举行听证之必要者。
[11]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曾经提到的行政决定没有说明所依据的法律或者援引具体法律条文的，虽然法院多半把它作为法律适用的问题处理，但也有少数法院把它作为程序问题处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前提是该行政行为已经成立。
第三，对滥用职权的审查是法官最没有把握、最不情愿的。至于合理性审查的具体限度，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和程序，需要另外讨论。
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合法要素，不是否认法律适用的必要，而是区分法律适用的不同场合。[17]在《人民法院案例选》中，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比例和原告胜诉的比例均大大高于全国行政案件的平均水平，而法院不予立案的情况则难得一见。如果法典内在体系混乱、逻辑不清，不但法典的好处没有，反而贻害无穷。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21页以下。
(5)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者（6)缺乏事实根据。虽然审查依据和强度不同，但没有一个当代国家完全不考虑行政程序的合法性。
所以，在构建行政行为合法要件时，最好对行政管辖权和行政决定权做出区分。戈尔迪之结常被喻作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
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从若干判案看法院审理的偏好与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我们的讨论主要根据学理上的归纳。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对司法审查根据明显存在不同方式的归纳。这些数据不一定说明行政执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却能够说明法官在行政诉讼实践对不同审查根据的把握和偏好。
[33]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对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或者法院的审查根据没有专门规定，对相关问题的阐述也主要是法理层面的讨论。有其中第（三）、（四）、（五）项情形的，并且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相应行为： 行政主体不合格或者超越管辖范围的。
现有审查根据的第三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乱相。这一审查根据现已衰落，被越权原则所取代。
韩立收：《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再认识》，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法律规范结构由立法者、司法者、用法者三个主体，立法、司法、用法三种行为模式和三重行为规范构成）。这既是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分析的结果，也是完全符合合法性审查经验的。
